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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研究其建立與更迭過程及其與考古學文化變遷的關係，對於深入認識三代文明的特質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史籍記載，夏、商、周三個王朝建立的模式是不同的。

   關於夏朝的建立，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是這樣記述的：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於是啟遂即天予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由這段記載，我們不難看出，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還處在部落聯盟階段。部落聯盟首長職位的更迭，採用的還是“選賢與能”的禪讓制。按照常規，禹本是把部落聯盟首長職位傳給了東方部落的益，只是因為參加聯盟的部落諸侯擁戴禹的兒子啟，啟才繼承父位，建立了夏朝。儘管《古本竹書紀年》對此有不同說法，認為啟是強行繼位，“益干啟位，啟殺之”，但不論哪種觀點，都不能抹殺這樣的事實：即啟的繼位，結束了聯盟首長職位的禪讓制，開始了王權的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制，從而導致了部落聯盟的解體和新型王國的誕生。這一重大變化，無論採取和平方式還是武力方式，都是在原來部落聯盟內部實現的，並非異族入侵的結果。

   如果司馬遷《史記·夏本紀》等史籍的記載不違事實，不違常理，那麼，夏王朝的建立便只能看作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政治事件，固然不排除後來歷代改朝換代時常有的“易服色”、“改正朔”等一類涉及到某些禮儀制度的改變。而作為特定人位群體生產、生活等各種活動的物質遺留的考古學文化，當然也不大可能突然中斷，發生突變。夏王朝的建立，不會在“夏”文化和作為其淵源的“先夏”文化之間劃出明顯的界限。

   相比之下，商王朝的建立卻是另一種情形。

   商族原居豫北冀南，夏族本在豫西晉南，二者地域不同，族係亦別。夏代末年，國勢漸衰，而商族則日益強盛，遂生代夏之心。《孟子·滕文公》雲“湯始徵，自葛載，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詩經·商頌·長髮》寫湯伐桀之進軍路線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顯然，夏、商王朝的更迭，商王朝的建立，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一個部族大規模武力征伐另一個部族的結果。其震動之大，變化之快，必然會在考古學文化上強烈地反映出來。

   由武王伐紂帶來的商、周政權的更迭，十分類似夏、商王朝的廢興，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大規模武力征伐的結果。

   《史記·周本紀》詳細、生動地記述了這一慘烈的過程：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華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居二年……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鹹會。……，[第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春其殊玉，  自燔於火而死。”

   西周王朝建立的過程，雖如同湯伐桀建立商朝一樣，是異族入侵，是經過激烈的大規模的戰鬥而實現，但細細分析起來，兩者之間在大同之中還有小異。湯伐桀滅夏之後，商族全部、徹底地佔據了夏族原來居住的地區，商湯所建的國都——亳，無論是指考古上發現的鄭州商城還是偃師商城，均在原來夏族統治的中心。而武王伐紂滅商之後，卻“罷兵西歸”，仍將統治中樞安在偏遠的鎬京。為控制新奪得的龐大的國土，武王和成王雖也曾營建東都成周，實行封邦建國，“以藩屏周”，但畢竟不同於商王對夏遺民直接的統治。商、周政權更迭和夏、商政權更迭之間這種大同之間的小異，不能不在各自的，考古學文化變遷上打上不同的烙印。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夏王朝的建立是發生在本部落聯盟內部，雖也有小的武力衝突，但不超出本族的範圍。而商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卻是異族入侵，通過族際間的戰爭實現的，但在統治方式上也還有所區別。這種不同的政權建立和更迭模式，不同的統治策略；對於其考古學文化變遷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影響呢?

   首先，讓我們來考察夏、商王朝更迭對考古學文化變遷的影響。

   經過幾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別是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對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新的發掘和研究，學術界在以下幾個重要問題上已基本取得共識：

   1．以偃師二里頭遺址一、二、三、四期遺存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

   2．分佈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縣下七垣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是與夏文化基本同時的先商文化。

3．以鄭州二里崗遺址為代表的二里崗文化是早商文化，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後，均是早商都邑遺址。鄭州商城宮殿區的始建和偃師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為夏、商分界的界標。

   以上述論斷為依據，比較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崗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

   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主要分佈於豫西晉南一帶，作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佈於豫北冀南地區，兩者以沁河為界，分處東西，雖存在文化交往關係，但面貌基本不同，是兩支各自獨立的考古學文化。

   作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為早商文化的二里崗文化，兩者雖有一定的內在文化傳承關係，例如均以鬲、甗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習俗沒有改變。但從總體來看，兩者之間的文化構成因素還是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文化分佈的地域，二里崗文化已大大超過了下七垣文化分佈的範圍，覆蓋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頭文化在內的更為廣大的區域，兩者應是存在文化蟬聯關係的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至於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和作為早商文化的二里崗文化之間，多處地點包括鄭州商城宮殿區在內，均發現了兩者在層位上的地層疊壓關係，表明兩者在時間上一早一晚，緊相銜接。在文化內涵上，二里崗早商文化確也從二里頭夏文化接收了諸如鑄銅、琢玉技術等先進因素，但整體面貌卻大不相同，很難認為二里崗早商文化是二里頭夏文化的自然延續。

   顯然，無論是從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崗早商文化，還是從二里頭夏文化到二里崗早商文化，都出現了文化中斷現象，產生了文化性質上的突變。出現這種夏文化急劇衰亡，先商文化飛速膨脹轉化為早商文化並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實現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規模戰爭行為。正是從湯開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戰爭，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變。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最後一位國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師商城是湯滅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僅十多華里，兩者一興一廢，其間反映的文化變遷之劇烈，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權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權的更迭一樣，也是通過大規模戰爭實現的。但分析其對考古學文化變遷的影響卻不像夏、商政權更迭對考古學文化變遷影響之強烈。

   河南安陽小屯殷墟，是“盤庚遷殷至紂之滅 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後期國都遺址，從 1928年至今已進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 文化面貌早已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關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發現西周早期的遺存。有人認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遺存的絕對年代有可能已進入西周紀年。如果事實的確如此，則表明武王滅商，商都並未被毀，《史記·殷本紀》所雲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確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誅，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頭，另封微子啟於宋續殷後，對商都未“掃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裝徹底佔領。這應該是殷墟範圍內迄今沒有發現西周早期周人遺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點除叔虞所封的晉，通過天馬一曲村遺址的發掘，證明晉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陽興建的東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縣衛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臺邢都等，卻是另一種情形，與殷墟頗有某些相似之處。考古發掘資料顯示，在發現的貴族墓地中雖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禮制和習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業作坊址中佔主導地位的則是由商代延續下來的代表商人習俗的因素或當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這些封國中並不像商滅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徹底排斥夏文化那樣，到處居於統治地位，而是星星點點，與後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處一域，看不出佔有特別突出的地位。這種文化格局是怎樣形成的?我認為，一方面可能是滅商前先周文化發展水準遠低於商文化發展水準，但更為重要的恐怕是與滅商後周人未將統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區有關。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過異族入侵和大規模戰爭而實現，但政權建立後，推行了不同的統治方略，卻對考古文化變遷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這是很值得細細玩味的。

   由湯代桀、武王伐紂引發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對考古學文化帶來的不同影響，對於我們認識夏王朝建立與考古學文化變遷的關係將十分有益。

   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遺存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遺址，現已成為學術界多數人的共識。但二里頭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學術界仍存在爭論。過去我曾提出過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後形成的夏文化，以臨汝煤山二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觀點。現在重新予以審視，這種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發現的層位關係證明，二里頭一期遺存常常疊壓在河南龍山文化遺存之上，二者時間上緊密相接，其間不可能再有什麼缺環。但比較它們的文化面貌，卻有著明顯的區別，這一點許多人都有覺察，我們在文章中也有具體的論證。事實情況是：從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出現過文化中斷現象，產生過突變。二里頭文化不是河南龍山文化的自然延續，河南龍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頭文化的全部來源。

   考古學文化演進過程中產生的這種文化突變現象，原因可能很多，但從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對考古學文化變遷帶來的影響來看，恐怕只有大規模的戰爭、部族遷徙等重大社會變動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們曾經指出的，根據《史記·夏本紀》等史籍記載，夏王朝的建立是社會歷史自然發展的必然，是部落聯盟首領職位由禪讓制過渡為傳子制實現的，即使曾經發生過矛盾和鬥爭，但也是本族內部的事情，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異族入侵和戰爭。因此從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之間發生的文化突變，不會是夏王朝建立引發的結果。而更大可能則是我們曾經主張的是由“后羿代夏”這一夏初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頭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頭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從河南龍山文化中去尋找了。河南龍山文化從早到晚一脈相承，以劃分考古學文化的標準，我們很難將河南龍山文化一刀兩斷，像區分二里頭夏文化與二里崗早商文化、商文化與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與二里崗早商文化那樣，將其區別分為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但河南龍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確實不斷出現了許多新事物，聚落分級趨勢愈演愈烈，冶金術逐步得到推廣，大型顯貴墓葬和設防的城市不斷涌現，每一位研究者都強烈地感到龍山時代正處於社會重大變動時期。在這裡我們不能不重視在眾多新現象中，位於登封告成鎮王城崗龍山城堡的發現。這座城堡在同時代出現的城堡中的確不能算大，但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為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陽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東不遠處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陽城城址，過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崗龍山城堡“禹都陽城”說，不少人以該城面積太小，時代過早而加以否定。不過細細研究有關文獻記載，說的都是“禹居陽城”、“禹都陽城”、“禹避商均於陽城”，還沒有一處是說“禹築陽城”。因此我們不能排除禹受舜禪之前陽城已經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許作這種推測，那麼將王城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遺存作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無道理。作出這一推論，從夏王朝的建立與考古學文化變遷的關係角度考慮，可能是更符合實際情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