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 慈禧太后把東海上的無人小島賞賜給臣下, 確實是一件荒謬至極, 極端怪異的事. 
慈禧太后將釣魚台賞給盛宣懷的諭旨，應是後人偽造。 （圖片來源：國史館數位典藏）
■曾韋禎
近來台日漁權糾紛，在親中媒體、中國在台社團、急著營造仇日情緒以拉抬黨主席選情的政客合力營造下，釣魚台主權問題似乎被塑造成一場「聖戰」，任何不主張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的，立刻有賣國之嫌！然而，媒體大肆宣傳的幾則證據，看在歷史研究者眼中，可真謂是笑話了！
首先是東森電視台記者倪鴻祥引用林田富教授的觀點，用六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領土，不過一一檢視，其中大有可議之處。首先是指明朝鄭和下西洋的《順風相送》航海圖中曾經記載釣魚台，依國際公法的原始發現原則，斷定釣魚台自古屬於中國。這是相當可笑的，依此而論，當時鄭和所記錄的各處，從東南亞到非洲，是不是都屬於中國所有？
該文又提及明朝嘉靖十三年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提及福州至琉球經過釣魚嶼、黃毛嶼、赤尾嶼才算踏出明朝領域，渡海到琉球。這也是大有問題，《使琉球錄》關於這段的記載是：「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尾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
這清楚說明了，到了古米山才屬於琉球王國領土，並無法反推釣魚嶼、黃毛嶼、過赤嶼（赤尾嶼）屬於中國，而且書中尚提及平嘉山（彭佳嶼），難道平嘉山在明朝就屬於中國領土嗎？關於台灣在明朝以前不屬於中國版圖，周婉窈教授有〈明清文獻中「台灣非明版圖」例證〉一專業論文以供佐證。
文中接續提了三則史料指稱，琉球人、日本人引《使琉球錄》之內容，不將釣魚台列為琉球所有，釣魚台就一定屬於中國嗎？不管是《明史》、《清史稿》，都沒有對於釣魚台的紀錄，連中國官方史冊都未提及釣魚台了，那只能說明釣魚台在明清兩朝是個無主之島，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琉球、日本。
該文最後舉了日治時期，釣魚台被劃分在台北州之下，欲藉此表明釣魚台屬於臺灣。然而，日治時期，不管是台臺灣、琉球、日本，都是日本國的領土，當時的釣魚台不管劃在哪邊，都與主權無涉。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一連串國際條約下的產物，不循戰後的脈絡去探求，只追尋一九四五年前的一切，對於釣魚台主權爭議的釐清毫無幫助。
儘管如此，東森這篇報導仍算言之有據，雖無助於釐清釣魚台主權歸屬之爭議，至少也說明釣魚台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不屬於琉球，也不屬於日本。
ＴＶＢＳ又拿了一張假諭旨來當釣魚台屬於中國的證據，真是荒謬至極。這是一張慈禧太后，將釣魚台賜封給盛宣懷的諭旨。此張假諭旨，虞正華先生老早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的歷史月刊考證過了，虞文針對此諭的格式及內容做了考證：皇帝、太后自己寫的上諭，結尾一定不會有「欽此」二字，有「欽此」二字的，是軍機處寫出來的上諭檔，開頭必定為「內閣奉上諭」或是「內閣奉旨」，依此形式來看，此件上諭格式就錯了。
又此上諭的「慈諭」二字理應抬頭，此上諭也沒抬頭，這是極為嚴重的錯誤。在清代的科舉，不管文章寫得再好，該抬頭的地方沒抬，下場就是直接刷掉，三年後再見。
又此諭上的印章文字是「慈禧太后之寶」，在清代，這種公文的印章一定是滿漢文並列，不可能只蓋漢文印璽。在同時代的隨手登記檔（似於公文收發簿）也無刊載此事，可見此諭根本不存在。
最可笑的是，光緒十九年盛宣懷的官職是太常寺少卿，此諭竟寫成「太常寺正卿」，而且清朝也沒有賞賜土地的規矩。
種種跡象都顯示這是一則偽造的史料，筆者也特地去查閱《清史稿》、《清實錄》，皆無此事之記載，這種重大事件，豈有信憑一紙，而毫無其他紀錄？推測此一贗品是在保釣運動方熾時出現的，跟金庸小說《鹿鼎記》的一段釣魚島插曲有異曲同工之妙。ＴＶＢＳ未經詳察，就將七年前已被推翻的假史料如獲至寶地拿來宣傳，足見台灣媒體毫無實證精神的歪風，怪不得媒體會被視為台灣一大亂源。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是戰後才發生的問題。一九四六年的盟軍最高總司令部備忘錄第六六七號，明定將北緯三十度以南之西南諸島，由日本移交聯合國。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釣魚台並未包含在日本放棄領土範圍之內，而是在聯合國託管範圍之內。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即將生效時，我國與日本簽定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約），日本依舊金山和約之內容，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因為舊金山和約內容不包含釣魚台，釣魚台就沒隨著台灣被轉移到中華民國轄下，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也不以為意，甚至當時發行的地圖都沒列入釣魚台。一九七一年美日簽訂沖繩返還協定，隔年釣魚台被視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歸還日本。
時值台灣在聯合國席次保衛戰之前夕，之前堅定支持台灣的義大利、加拿大也紛與台灣斷交，日本也醞釀在台灣離開聯合國後立刻與中國建交，蔣介石政權正當性產生危機之際，一方面，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後開始拉拔本土俊彥，向內尋求正當性；對外，在當時火熱的保釣運動中，安插職業學生，藉以掌控學生運動，形成一致對外的情緒，更可避免學生運動延燒成對政府的不滿。追根究柢，都是蔣介石政權當年的不察，才讓釣魚台落入日本手中。
然而，今天的保釣說辭，完全跳掉戰後這一連串的發展，直接將今天連結到日治時代、清代，甚至明代，絕口不提蔣介石政權所犯之錯，卻強逼政府公然違背國際法規範，對釣魚台採取強硬態度。忽略了台灣今天所處之危機，只見仇日情緒蔓延，為了幾個無人島就動不動「不惜一戰」，卻不見中國對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直接威脅，根本是不符比例原則，更讓人不由得懷疑這群人是否包藏禍心，欲藉此消耗台灣國力。
台日漁權問題，能談判就談判，釣魚台主權問題，能模糊就模糊，畢竟日本是可以講理的國家。漁船作業的問題，應該強制漁船全面安裝ＶＭＳ（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漁船船位管理系統），由海巡署定位監控，提醒並避免漁船擅入日本海域作業，沒理由台灣漁船違法在先，還讓國家來幫他們善後。至於油礦問題，相信在釣魚台爭議清楚釐清之前，不管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都不會擅自前往開採。
處理釣魚台問題需要的是政治談判的智慧，而非民粹式的叫囂，希望台灣某些政客能夠自我節制，不要淪為中國毀滅台灣的棋子。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另一篇考證文章(中國大陸人士撰寫, 特別保留繁簡錯別字.):
其實不只詔書是假的,居然連提出詔書的徐逸都是假貨;根本
不是盛宣懷的孫女(盛老四), 而且還騙了個萬年國大，一做幾十年，領了台灣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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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路霞
1972年，當中日關于钓魚島的歸屬問題成為敏感話題時，盛家也被卷了進去，這期間還出現了一個自稱是盛老四与一美國人生的女儿。她自稱“盛毓真”，并且拿出一張慈禧太后的“手谕”，說是當年慈禧太后患湿气症，盛宣怀進上一种藥，名“石芙蓉”，慈禧太后用后果真有效，便問是從哪儿采來的。盛答是台灣以東的小島子“钓魚島”上所產。于是慈禧非常高興，提筆寫下“手谕”，將钓魚島“赐”給了盛宣怀……
這張“慈禧手谕”的出現，頓時引起一場轩然大波。美國的中文報刊及港台地區的新聞媒介，一時沸沸揚揚，連篇累牍地加以報道，記者們到處尋訪盛家的后代，盛家几乎所有“毓”字輩的人都被采訪過。當然，熱鬧的中心是“盛毓真”，她聲稱對于钓魚島擁有所有權，因為她說這張“手谕”是她的父親在臨死之前，托人輾轉帶到美國交給她的。國內的《參考消息》報于1972年4月也轉載了香港報刊的有關報道，于是盛家的故事又与钓魚島問題扯到了一起，更增添了一層扑朔迷离的傳奇色彩。
對于此事，盛家在大陸的子孫也非常起勁。這也很自然，因為大家都有一顆愛國心，按邏輯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把钓魚島赐給了盛家，那豈不是說明在清末钓魚島就已經有了歸屬嗎？既然如此，那么\钓魚島是中國的領土還用得著說嗎？于是，大家把這張“手谕”的复印件傳來傳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然而這畢竟是一場騙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無法想象的國際笑話！
當初“手谕”面世時，原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尚在世。他在50年代曾親自把800包“盛檔”資料從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圖書館。后來，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夏東元先生，為撰寫《盛宣怀傳》，在顧廷龍館長的幫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檔”資料里。他們當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認為此“手谕” 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稱呼与盛宣怀當時的頭衔不符。“手谕”所載的盛宣怀的頭衔是太常寺正卿，時間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比盛宣怀實際被任命的時間早了3年。事實上，盛宣怀是在1896年被任命為太常寺少卿的，而非“正卿”，這就露出了最重要的“馬腳”，說明作偽者連盛宣怀的履歷還未弄清楚呢！然而鑒于當時的國際輿論，因為此事与該島的歸屬問題客觀上已扯在了一起，所以顧老和夏老就沒有對外發表文章談自己的看法。
盡管大陸學者不吭\聲，台灣學者卻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發表文章說，慈禧太后在那個時間早已不用那兩枚圖章了，那兩枚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据此可以判斷“手谕”是假的。
這么\一來，更忙坏了那些新聞媒体的記者，“主攻”對象當然仍是盛家后代。而盛家后代年輕的多，年老的少，一時也莫衷一是，說什么\的都有。
在東京的盛家毓字輩大哥、二哥(毓郵、毓度)算年紀大的了，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听說過，他父親還跟美國人生過孩子，也從來沒有听說過有什么\家傳的“慈禧手谕”。對于這位似乎從天上掉下來的“毓真妹妹”，他們是認也不好，不認也不好。因為當時的輿論已造成了一种定式，似乎是承認了她就是承認了钓魚島屬中國，就是愛國，而不承認就似乎不愛國。在台灣的盛岫云、馬芳蹤夫婦明知事情是假的，只好采取躲避政策。然而當“盛毓真” 拿出當年“爹爹去世之前給我的一封信”時，他們全明白了：不僅字跡是假的，里面的稱呼、內容、落款全都不對頭！最大的“馬腳”是寫信的時間居然在盛老四已去世兩年后的1960年，豈不叫人笑掉大牙！他們由此怀疑，持有這樣一封假的“爹爹遺嘱”的人，能拿得出真的“慈禧手谕”嗎？
原來，“盛毓真”名徐逸，本在美國生活，很不得意，后來到了台灣，說是來“尋根”的，找到了盛家的人，并把“慈禧手谕”交給了台灣當局。她說，她的母親生下她后，嫁給了一個姓徐的，所以她名叫徐逸。在“慈禧手谕”的假象被層層剥去后，輿論界大哗，徐逸慌了手腳，就跑到東京，去做兩位老大哥的工作。她對毓郵的太太任芷芳說：“等我把事情(钓魚島事)搞定了，我們就都‘發’了，到那時你也不用辛辛苦苦地開飯店了……”這等于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意思是請你們幫幫忙，幫我把此事弄假成真，將來我們都可以發大財。說此話的時候，天并不怎么\冷，徐逸卻已經皮大衣裹身了，而那大衣的衬里已破爛不堪，有的地方絲絲缕缕地露在衣外了。一雙鞋也不合适，走不多遠就腳疼，即便是在百貨公司里，她也會把鞋子一甩，赤腳站在大堂里……這些都令盛家人感到很不對“味”。
“钓魚島事件”后來發展到兩軍對壘、劍拔弩張的地步，徐逸的“慈禧手谕”無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這場騙局真是丟盡了盛家的臉，居然國際輿論也被她騙得團團轉。在盛氏家族中，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能證明徐逸是盛老四(盛恩颐)的女儿，一切都是由她自己說的。所以不少盛氏子弟認為，她是借著盛家的名望和钓魚島問題的爭端而蓄謀行騙的坏人。
那年初夏我在毓老家中訪談，自然少不了關于“手谕”的話題。毓老說：“假如真有這么\張‘手谕’，無論輪到誰頭上，也決不會輪到她頭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是從來不瞞我的，況且我從來就沒听說有這么\回事。關于那張‘手谕’的真偽，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說不出意見。然而那封所謂的我爹爹寫給她的信，确确實實是假的！”
值得慶幸的是，徐逸前几年在台灣死了。毓老夫婦說：“她還好死了，如果不死，還不知要鬧出多少大笑話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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