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說如證實無訛, 則中國的夏代史將永遠成謎, 商代盤庚之前的歷史, 亦將只能列入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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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者，無不要涉及文字的起源問題。就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系統、成熟的文字是殷墟的甲骨文，而且都是武丁（包括）以後的東西，雖然有許多學者在努力尋找武丁以前的卜辭，但是至今仍沒有明確的結果。
我國古有倉頡、沮誦造文字、書契的傳說，今人多以神話視之，不以其為真實，但筆者認為，此傳說中實隱含著我國文字起源的歷史真相，尤其與殷墟甲骨文的產生大有關系，仔細予以考察，對解釋中國文字的起源特別是殷墟文字的起源是大有幫助的，而且對探究武丁以前的卜辭問題可以提供一個理論上的參考。
一
中國文字起源於何時，學界多有爭論，有學者把一些原始遺址（如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和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畫的一些符號稱為原始的文字，實際上這是混淆了符號與文字這兩種性質不同的事物，文字屬於符號，但是符號不等於文字。李先登認為：“符號的性質是記事，它記錄的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符號尚未與語言結合，並不代表語言中的一個個具體的詞，沒有固定的讀音與詞義。符號使用的範圍很狹小，並不是社會交際的工具。別人從其形式看，是不能了解其意義的；只有符號使用者本人才能明瞭其意義。況且同一種符號可以代表內容不相同的事物。而文字則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有固定的形、音、義，是全社會使用的交際工具，文字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某些文字的形體雖然吸收、借鑒了某些符號的形體，但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不容混淆。”[1]所以，那些原始符號雖然可能表示一定的含義，但都不能稱為文字。也有人認為這些符號是中國文字的濫觴，實際上並非如此。姜可瑜認為：“根據現有材料，可以確知距今約3500(3300?)年的殷墟甲骨文已是達到相當成熟階段的文字字群。大多數學者認為，這至少需要幾千年的演進，也有的認為，這需要八千到一萬年的時間。然而，當我們粗略考察了從仰韶文化直到商代後期文化即殷墟文化相連接的這期間的許多環節之後，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那就是除了找到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簡單的、原始的刻劃符號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與洋洋大觀的殷墟文字相比次的鏈條。所以，實際上並不存在著這個鏈條。”[2]
所以，，那些原始符號與殷墟文字並無直接的淵源，真正的文字仍然要從商代甲骨文算起。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而且都是盤庚以後即殷墟時期的東西，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就是由殷墟甲骨文演變而來的，源流十分明晰，故殷墟甲骨文才是中國文字的真正源頭。
二
我國古有倉（或作蒼）頡、沮誦造文字書契之神話傳說，其中隱含了文字起源的歷史真相，頗值得一說。今擇其要者錄於下：
1、《世本作篇》：“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沮誦、蒼頡，黃帝史官。黃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誦、蒼頡居其職矣。”
2、又曰：“蒼頡造文字。”宋衷注雲：“蒼頡，黃帝之史。”
3、《韓非子五蠹》：“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4、《荀子解蔽》：“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專者，壹也。”
5、《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6、《春秋緯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玉函山房輯佚書》輯）
7、《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守，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黃氏逸書考》輯）
首先，說沮誦、倉頡二人為黃帝之史官的說法不可信。此說首見於後漢宋衷的《世本注》，而《世本》本文中並無此語，亦無前說可資參證，故此實宋衷之臆斷。實際上，黃帝者，皇帝也，皇天上帝之謂，郭沫若的研究已揭示了其秘密，“他在對卜辭的考釋中，很自信地斷言：‘在我看來，帝俊、帝舜、帝嚳、高祖夒實是一人。’在《釋支干》中，他根據星像和讀音判斷，帝俊、帝舜、帝嚳、高祖夒和黃帝軒轅也均為一人，同屬於獅子星座之神，堅信此說‘道破二三千年來潛伏未啟之疑案。’”[3]可知黃帝即見於卜辭的商民族的先人高祖夒（俊、嚳、舜），實乃商民族之上帝，其存在與否尚屬疑問，故其有史官之說難以憑信，不過是宋衷妄唱之、後人妄和之而已。那麼，倉頡、沮誦乃是何人？筆者認為姜可瑜的一段話很給人以啟發：“漢字的產生不是等距離地、比肩式地、穩步漸進地運動的過程，而是在一個短時期內急劇地、大量地產生出來的，這個時期就是殷墟時期，亦即商代後期。”[4]
事實也正是如此，前面已經說過，今所見的殷墟卜辭都是盤庚以後的東西，那麼，則倉頡、沮誦之千古謎團亦豁然得解：
“倉頡”當是“商旬”二字之音變，倉、商二字古音鄰紐雙聲、同陽部疊韻，音近而假。《爾雅釋鳥》：“倉庚，商庚”，倉庚一名商庚，實乃倉、商音近而轉故也。頡、旬二字古音見匣旁紐雙聲、質真對轉疊韻，聲亦甚相近，二字亦一聲之轉。盤庚名旬，事見《竹書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蒙，曰殷”（《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故其亦可稱“商旬”，猶大乙名湯可稱之為“商湯”，帝辛名受（紂）而可稱之為“商受（紂）”之類矣。其另一證為倉頡姓“侯岡”，姓氏之說乃後人附會不可信，而“侯岡”則頗有可說者，其分明是“後庚”之音變。後、侯音同，庚、岡雙聲疊韻，古音最近。盤庚在武丁時期的卜辭中稱“父庚”，在祖丁時期的卜辭中稱“且（祖）庚”，可知盤庚亦可單稱為“庚”，以其曾為商王，故稱之曰“後庚”（《爾雅釋詁》：“後，君也”），後來音變為“侯岡”，那麼《河圖玉版》中“倉頡為帝”的說法當屬可信；倉頡又稱“史皇氏”亦甚確當，稱他為“史”，是因為商王本身就是商王朝巫史集團的首腦，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大巫，看看卜辭中常有“王乩曰”的話，是商王親自占斷卜兆，作出結論；稱他為“皇”，是因為皇亦王也——這些說法見於緯書，可見緯書有些內容也是有古史料作為依據的，並非盡為虛言也。
沮誦當作祖誦，即盤庚之弟小辛頌，乃繼盤庚而王者。小辛名頌亦見《竹書紀年》：“小辛頌即位，居殷”（《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小辛在祖庚以後的卜辭中稱之為“二且（祖）辛”，可知商人亦稱之為祖，故又曰祖頌。祖、沮雙聲疊韻，音近可互假，如《大戴禮記帝系》：“季連產付祖氏”，《史記楚世家》中“付祖”作“附沮”，是其證。誦、頌古音同而通用，如《詩烝民》：“吉甫作誦”，《廣韻》、《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李善注引並作頌，亦是其證。故沮誦即祖頌，亦即商王小辛——古代典籍言創制文字者多盛言倉頡而少言沮誦，唯有《世本》保存了這一古老的資料，是十分寶貴的。
既知倉頡即商旬即盤庚，沮誦即祖頌即小辛，可知倉頡、沮誦創制文字書契之說確系商人之古傳，乃實有其事，並非後人所妄造。由此也可以推斷，商人的文字實肇始自盤庚與小辛兄弟時期，在此之前無有也。
三
筆者認為，在盤庚、小辛時期，他們得到了一套完整的造字理論和方法，因此能在短時間內產生出大量的、較為成熟的文字。惟其造字的理論和方法從何得來尚屬疑問。郭沫若在《釋支干》一書中認為，商人之先民即與古巴比倫有交通，並輸入了巴比倫得天文星歷知識[5]，若事確然，那麼，文字理論的來源似亦可得而解。因兩河流域得早期居民蘇美爾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經發明了成熟的像形文字，商民族既能輸入古巴比倫的天文星歷知識，則未必不能輸入其文字也。唯星歷之輸入當在商代早期（相當於夏代的先商時期），而文字之輸入則在盤庚時期。筆者的推想是，在盤庚時期商人輸入了古巴比倫的文字及創制文字的理論和方法，商人巫史集團的高級知識分子們利用傳入的古巴比倫文字作為參考，再利用其造字理論，在短時期內就創造出了豐富成熟的殷墟文字系統。若果真如此，那麼殷墟文字從創造到完成就用不了多長時間。我們看看西夏、契丹、女真的文字，他們也是在有其它文字作為參考的基礎上創制的，從創制完成到推廣使用，不過數年或十數年的時間。即使是殷墟文字首發其端比較艱難，也只需要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就足夠了，根本用不著幾百年、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演化時間。
有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6]。尋找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是目前卜辭研究界在一直追尋探討的重要課題，而筆者認為盤庚到小乙時期的卜辭恐難發現。因為文字既肇始於盤庚、小辛，而據《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史記》（非司馬遷書），盤庚在位18年，小辛在位21年，小乙在位20年，三王在位的年數共為59年，這段時間正是殷墟文字由產生到成熟定型的過渡階段，這時文字並沒有被廣泛應用，更沒有用來刻署甲骨卜辭。真正將文字廣泛使用並用來在占卜後的甲骨上刻署卜辭的當是肇始於武丁。我們看看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些字的寫法還不止一種，蓋其時文字系統創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有些字仍尚未完全定型。因此，目前即使發現了武丁以前的卜甲和卜骨，上面也不可能有卜辭，因為武丁以前尚無此行為，盤庚以前的甲骨就更可毋論了。
總之，倉頡即盤庚旬，沮誦即小辛頌，此二千多年來的謎團一旦解破，則為我國文字（漢字）產生於殷墟時期之說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如果按此線索作深入的考察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問題庶幾可得解決。
注釋：
[1]李先登《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 《天津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
[2][4]姜可瑜《殷墟文字形成假說》 《文史哲》1992年第2期
[3]吳定宇《開辟研究中國上古文化的新天地——論郭沫若對上古歷史文化的窮本究源》 《郭沫若學刊》1999年第3期
[5]詳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 科學出版社1982年
[6]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328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原刊於《江漢論壇》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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