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本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這則奧運新聞: 活字印刷 老外錯當麻將.
根據個人了解, 西方人似乎並不認為古登堡在1450年的發明有受到中國印刷術的啟發或影響. 中國在奧運中搬出所謂四大發明或活字印刷來炫燿, 似乎有點奇怪. 其實個人認為, 真的是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創作, 別人是不會居功的. 如代數學上一個滿重要的中國餘數定理, 最早由中國宋代之秦九韶得到一般性証明. 西方人就將之稱為 "中國餘數定理".
只流行于私人小書商活字印刷在中國為何發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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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畢昇在西元11世紀便發明了泥活字,然而,直到19世紀末,雕版印刷仍然在印刷界佔據壓倒性的壟斷地位,活字印刷品雖不能說鳳毛麟角,數量和影響卻遠遠不如雕版印刷品。反觀西方,古登堡在1450年發明第一台活字印刷機後,活字印刷很快風靡全歐洲。
個中原因當然是複雜的,有技術上的:西方的字母數量有限,形制規範,不似中國方塊漢字字多形異,更便於推廣活字印刷。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則何以字體相近的北韓乃至西夏,其活字的應用反倒遠遠多於中國本土?
活字印刷最大的優點是不必一塊塊雕刻印板,更不必因為一字刻錯而毀板返工,相比雕版印刷,它更適宜快速出版和在一定的時間內用較低的勞力和成本印刷大量不同的書籍。但這一優點對於宋元明清的中國出版界卻並不重要。
當時出版的書籍主要可分為經史子集4類,經和史發行量最大,卻都是歷史流傳下來、很少改動的東西,像四書五經這樣的典籍更是一傳幾千年。對於出版這些書而言,費大力氣雕刻一套印板,只要確認無錯誤,就可以原封不動地用上幾十甚至幾百年,而使用活字排版反倒要經常復排,對於文化不高的排字工而言,出錯的概率反倒大於雕版,成本也未見經濟;而子、集等雜書倒是發行量小,品種多,本來適合用活字的,但寫這些的往往不是殷富官宦就是才子學士,對於他們而言,雕版印刷可以講究刀工字體的風格特點,而活字印刷則只能用呆板的印刷體,明代胡正言發明套色雕版彩印之後,雕版對於這些人的魅力就更大了,而且他們的財力通常也能承擔這樣的開支。
當然例外也不是沒有。
元代的活字印刷一度在官方印所盛極一時,為了應付繁重的排版檢字工作,一位叫做王禎的人發明了能大大提高檢字效率的轉輪式排字盤;明代流行的話本小說等,大多是活字版本;而清代,為了印刷《古今圖書集成》,國子監一次性鑄銅活字達一億四千六百萬個之多。
這些例外的背後,有其深刻的原因。
元代以少數民族立國而疆域遼闊,特殊的行政和官吏體制和多民族官員共治的局面導致了元代官方文書的浩瀚繁雜,印刷這些更新頻率極高的文書之類,費時費錢的雕版印刷是無法勝任的,而可以任意快速排版的活字卻正合此任;也正因為如此,清代前期出版的《邸報》,從手抄改為印刷時,也立即選擇了活字,因為每期內容不同,出版頻率較高的邸報是不適合一期期雕版付印的。不過明代開始印製統一抬頭落款的空白文書,文書正文由書手謄寫,於是適合保存和反復印刷同樣東西的雕版再一次大行其道。至於清順治元年多爾袞入北京,用整塊印版全文印刷告官民書,則是一個新興王朝初入敵國舊都,急於顯示權威和實力而不計工本的極特殊現象了。
明清小說話本被時人貶為不登大雅的俗品,卻極受民間市井的歡迎,屬於流行程度很高的印刷品,印刷者往往是牟利性的私人書商。作為以利益為最高目的的書商們,出於迎合市場和消費者口味的需要,他們必須做到出書新、出書塊、價格公道,並能及時隨著市場口味的變化而改變品種,這樣,靈活方便的活字取代昂貴笨拙的雕版就成為了必然。
有時一些本來一般用雕版印刷的書籍會因為特殊原因而使用活字,如西夏印《大藏經》、清代印《古今圖書集成》,都是要求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數量龐大、品種繁多的典籍卷冊的出版付印工作,使用活字幾乎成了他們必然的選擇。而一旦條件許可,就會重新走到雕版的老路上去,如西夏續刻的佛經又重新採用了雕版,而清代國子監後來出書更多,卻也重新逐書刻板,而把多達一億多的銅活字送去鑄成了銅錢。
而西方古登堡的活字正好發明在文藝復興興起、德國宗教改革開始、需要大量印刷品的時期,其首次推出的活字印刷品,恰恰是第一次用德文這樣的民族文字而非宗教性的拉丁文出版的《聖經》,不正說明了這一點嗎?因為西方的活字印刷術是在時代和市場需要的時候適時產生的,所以很快成為了印刷界的主流。而在中國,千年不變的經史子集出版為主流的模式,使得易於保存初樣、適於重復印刷相同文字的雕版成了印刷界的主宰。發明活字的畢昇本人任職于私人書肆,應用活字最普及的也偏偏是印刷流行讀物的私人書肆,這難道不是令人深思的事情嗎?至於這一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深層影響,就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印刷技術層面的問題了。